3 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车辆改装工坊-飚骑盟主竞技场

1 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的崛起激发了许多学者的思维与想象。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也方兴未艾[1]。费孝通指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就是特定区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独自探索出的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是地区经济发展实践主要特征的综合反映[2]。自从1983年费孝通提出“苏南模式”之后,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浦东模式等概念相继提出[3];国外学者也从不同视角、不同区域界定了东欧模式[3]、拉美模式[4,5]等。

经济地理学者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特性[6]。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可变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根据经济发展条件和资源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和转换;进而在路径依赖（阻力）和路径创造（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从自我崛起到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实现区域发展的螺旋上升与递进创新[7]。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过程中,产业创新是其中的一条主线。如“苏南模式”通过大量吸引外资,实现从劳动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形成了“新苏南模式”[8]。而国外学者则关注全球价值链[9]、经济对外联系等[10]在区域经济发展演化中的作用。制度变迁是另一条演化主线,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一些地区将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正是在当时分权式改革背景下得以形成的。随着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国企改革的深化、企业产权制度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11],同时也在寻找和进行发展模式的再创新,其中一条主要的途径便是大力发展适应和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多种所有制经济[12]。如苏南模式实现从集体所有制向集体控股或股份合作制的转型,形成新苏南模式;而温州模式则通过委托代理制,实行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合作制,形成了后温州模式[13]。而珠三角在发展策略上积极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争取发展赋权,通过相对有效可行的尺度政治策略,主动创造“地方—全球”连结渠道,从而实现路径创造[14]。可见,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既表现为产业创新,还表现为制度创新,并受经济全球化、开放经济的深刻影响。

任何一种模式都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处在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各种模式在不断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体现出各地自然历史的差异与地方政府自我探索、相互竞争,并表现出独立发展,形成自身特色[3];另一方面,各种模式间也在相互学习和取长补短,表现出相互融合的一面。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为例,经过20多年的发展,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并在创新中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在一定范围内,两种模式出现趋同性[15]。张一力以人力资本结构为视角,将温州模式和苏州模式分别归纳为企业家人力资本富裕型和专业人力资本富裕型,并认为“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将殊途同归[16]。杨樱对区域发展模式的十多个指标数据的计算与测量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发展模式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趋同性,在其他方面的差异性又会表现出来[3]。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大多为模式内涵与特征的描绘,而缺乏从定量的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脉络进行分析;模式趋同研究大多数是分析在特定指标上所表现出的趋同性,但忽视演化的动力机制机理。以上是本文的出发点。

2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类型划分

2.1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维度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应源于对其内涵与机理的客观判断与准确把握,并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获得关于外界事物本质的认识,应该是经过重新组合建构起来的,而不是进行机械描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也应该深入其本质属性,避免在概念探讨和特征描述上反复地打转。要素、制度一直是经济学者和地理学者所关注的重要方面。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认为经济发展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以及政府、市场在此过程中的作用[17]。马克思指出经济发展过程是“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市场拓展—制度变迁”交互推动、自我强化的内生演进过程[18]。技术反映对资源要素的改造能力,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反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对分工与交换的重视,表明其已经开始注意到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在区域经济演化过程中,不仅存在技术路径依赖,还存在制度路径依赖和关系路径依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除了关注本地尺度对区域经济演化路径的影响,全球尺度将是路径依赖理论关注的重要方向,进而地方—全球关系在区域经济发展演化中得到重视[19]。Grabher指出,路径依赖可能带来锁定风险,分为结构锁定、政治锁定、认知锁定[20],进而形成技术路径依赖、制度路径依赖和关系路径依赖。在Grabher思想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的机理图（图1）,以反映在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的共同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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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路径依赖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

Fig. 1 Path dependence and evolu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区域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本、技术、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因素。其中,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可视作区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要素”,而政府管理方式与水平、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和引导能力、市场化程度等制度因素则决定区域内资源配置情况、资源利用效率等,制度成为决定各要素配置状况的骨架。一般来说,完善的制度使得经济增长表现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发展,而不完善的制度将使经济增长受限于制度的发展;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21]。这种配置状况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Scott等新区域主义学者和Dicken等全球生产网络学者的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受到内生和外生两种力量的影响[22],进而表现出内生型经济增长和外生型经济增长。在这些学者思想的基础上进行衍伸,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可分为以本地要素及市场占主导的内生型模式和以全球要素及市场占主导的外生型模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要素具有高度流动性,使得每个有能力的地区都可以在更大尺度上去组织要素,关系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与演化的重要动力。在要素、制度、关系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得以形成（图2）。国内外大量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划分的研究,主要是从要素结构[23]、制度环境[8,24]、内外生关系[25]等三个维度入手。但大多只关注了一方面或部分方面。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归纳,从三个维度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进行系统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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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区域经济发展的要素、制度、关系示意图

Fig. 2 Elements, systems and relationships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2.2 三维结构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多维的复杂系统,一种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既离不开要素的驱动,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也离不开内生与外生的关系。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划分标准不是排他性的,如珠江模式、苏南模式等从三个维度均可以进行划分。为此,对现有研究进行综合归纳,建立“要素—制度—关系”三维分析框架,根据三个维度的不同组合方式,将其划分为8种类型（图3）。每个区域代表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三个维度的不同组合,进而可以概念化地划分为“资源—市场—内生型”模式（RMEn）、“人力资本—市场—内生型”模式（HMEn）、“资源—市场—外生型”模式（RMEx）、“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HMEx）、“资源—政府—内生型”模式（RGEn）、“人力资本—政府—内生型”模式（HGEn）、“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RGEx）、“人力资本—政府—外生型”模式（HGEx）等8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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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三维结构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Fig. 3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s

3 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

3.1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与标准

从模式和发展模式的内涵出发,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内涵的研究进行系统归纳。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特定的时间与环境条件下,为实现特定的发展目标,通过配置内生或外生的生产要素、创新生产关系,形成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径;并表现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其他地区具有示范作用。该概念强调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各种要素、制度、关系综合作用下的发展路径,并强调了作为“范本”的内涵,还强调其是关于经济发展若干现象和特征的规律性概括。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确定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标准之上,用一元的指标或标准又难以描述一种真正的、复杂的状态;一种模式的确定标准应包括三方面：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发展模式具有示范性、发展模式具有一定边界（即示范性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之上）[26]。

3.2 样本选择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五花八门,有省级尺度的,如浙江模式;有地区尺度的,如苏南模式;有城市尺度的,如温州模式;也有乡村尺度的,如耿车模式。城市作为生产型企业和人口的聚集区,是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空间依托,也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主要空间尺度[27];而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大多数以城市作为切入点。为此,将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尺度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依据可持续性、示范性、边界性三个原则,对研究样本进行筛选。同时,剔除具有重叠性的模式,如昆山模式包含于苏州模式,晋江模式包含于泉州模式;由于县级统计资料缺乏,用金华模式代替义乌模式。经过筛选,得到16种模式①(① 16种模式并不代表中国所有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但力求通过有限的样本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作力所能及的探讨。)（表1）。

Tab. 1

表1

表1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典型案例

Tab. 1 Typical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in China

模式名称内涵特征东部中部西部金华模式专业市场导向型*温州模式小商品、大市场*上海模式政府强势、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外向型经济*深圳模式从出口加工业转变为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自主创新型模式*东莞模式以“三来一补”、出口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苏州模式集体经济向以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加工业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泉州模式强调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东营模式矿业城市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发展模式*天津模式大项目、大投资带动的重化工业发展模式*大连模式提升城市环境,使环境资本变为经济优势的环境经济模式*青岛模式以创造知名品牌为城市经济发展提升价值的品牌经济模式*鄂尔多斯模式西部资源型城市的工业化发展模式*长沙模式两型社会下的城市群协同发展模式*重庆模式统筹城乡发展与内陆开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西安模式科技与经济融合的经济发展模式*贵阳模式西部山区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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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定量划分标准

3.3.1 要素维度划分标准 Acemoglu等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23],这可视作“物”的资本和非“物”的资本,这些资本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要素。张复明等将工业分为以自然资源资本为主导的工业部门和以人力资本等为主导的工业部门[28,29]。依据以上观点,假定工业内部只有资源经济部门与人力资本经济部门,二者分别对应的是资源驱动型模式和人力资本驱动型模式。不管是资源驱动还是人力资本驱动,任何区域总会有一个倾向。资源型产业占据优势地位,为资源驱动型模式,反之则界定为人力资本驱动型模式。对于资源型产业的界定,借鉴陆大道的研究成果[30]②(②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 年“行业统计标准”,本研究的资源型产业主要包括第二产业中的B类、D类以及C类中的C13、C14、C15、C16、C17、C19、C20、C21、C22、C25、C26、C30、C31、C32、C33。)。由于缺乏对资源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人力资本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公认的定量刻画指标,特定义“产业结构比”（CYJG）指标,计算公式为③(③ 由于城市分行业工业总产值主要是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统计,故工业总产值主要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统计口径。)：

CYJG=资源型产业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资源型产业工业总产值（1）

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产业结构比大于1,说明资源型产业在工业中占据优势,将该模式定义为资源驱动型模式;若低于1,定义为人力资本驱动型模式。

3.3.2 制度维度划分标准本文中的制度是指由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所构成的制度环境,如苏南模式、上海模式的“强政府、弱市场”与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的“小政府、大社会”。Yang等众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所有制改革[24]、产权制度完善[13,31]、市场经济体制建立[32]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而所有制结构、市场化程度则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集中体现。一般来说,国有制占比越高、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强,反之市场作用更强。市场化程度是反映资源配置经济决策市场化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指标。参考金玉国提出的生产要素市场化指数（SCH）[33],其内涵是投资的市场化,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其他投资”三项指标的比重,由于这三项投资基本上由市场决定,其比重大致反映了投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其公式为：

SCH=利用外资总额+自筹投资额+其他投资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

所有制结构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两种力量的重要指标,国有控股企业及集体企业占比越大,该区域经济发展越依赖于政府作用力;而民营、外商、股份合作等企业占比越大,说明市场力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强。由于缺乏对政府主导或市场主导公认的定量刻画指标,特定义“非公有化率”指标,即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FGYH=全行业工业总产值-（国有及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集体企业总产值）全行业工业总产值（3）

为了保持量纲的统一,对两项指数进行加权,权重分别为0.5和0.5,进而可得到 I=0.5SCH+0.5FGYH,该指数越大,说明市场对于经济发展作用越强,反之则政府作用越强。为了区分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以0.5为临界点;若该指数大于0.5,将该模式界定为市场主导型模式;反之,界定为政府主导型模式。

3.3.3 关系维度划分标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内生与外生两种力量此消彼长,依据要素和市场的内外生关系,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可分为内生型模式和外生型模式。内生型模式的要素主要来源于本地积累,要素积累的自发性较强,以国内生产和国内市场为主,受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影响相对较弱,外贸依存度和外资占比也相对较低。外生型模式积极参与全球劳动分工,更加依赖国外要素积累,以国际市场为目标,受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程度更深,外贸、外资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相对较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依据资源、市场的内外生关系,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分为“内源拉动”和“外源拉动”模式[25]。对于内生型与外生型模式的划分,借鉴李远的观点,通过开放度作为衡量指标,计算公式如下[34]：

Q=(X+M)GDP×100%（4）

式中： Q为开放度; X为当年出口额; M为当年进口额; GDP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Q≤5%时,为完全内向型经济;5% 20%时,属于完全外向型经济。本文以10%为界限,若经济外向度高于10%,将其划分为外生型模式,反之,划分为内生型模式。

指标选择不合理、研究方法失当一直是国内各种评价、定量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指标选择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从评价对象的本质出发选择相应指标,即自上而下的方式;二是通过对大量指标进行分析,筛选出最合适的指标,即自下而上的方式。与其漫无边际地选择指标,不如选择与研究对象、评价目标关联最强的指标,既能紧扣评价目标,又能减少指标的共线性。本文在三个维度采用的指标较为单一,旨在在尚无公认标准的情况下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的划分作一定的探讨。

3.4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各城市历年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由于地市级数据的统计存在较大困难,主要表现为统计口径存在差别、部分年份数据缺失等;对部分城市的数据缺失,采用插值法或者回归法进行估计,确保数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因为20世纪80年代是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时期,因此大部分城市数据的起止时间选择1987-2012年。由于城市数据统计的起始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如长沙和贵阳的数据起始点为1992年,重庆、大连、鄂尔多斯的数据起始点为1997年,而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多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或21世纪初期,在数据上能保证模式演变过程的完整性④(④ 数据起止年份并不代表模式的生命周期,而是用尽量长的时间序列数据,相对完整地反映模式的演变过程。)。通过以上方法,整理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定量划分所需指标的数据。从表2可看出,要素维度的指标均值和标准差均不断增加,说明总体上人力资本在各模式中的地位增加,但由于部分城市资源型产业独大和东部发达地区资源依赖程度降低现象并存,各区域产业结构差异仍然明显。而制度和关系两个维度的指标均值不断增加,标准差不断减小,这也大体反映出各模式在市场化、外生化方面的差距在缩小。

Tab. 2

表2

表2 指标数据的描述统计

Tab.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indexes

年份产业结构比生产要素市场化指数非公有工业总产值比重开放度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19870.0262.6431.0670.8000.2250.8490.5770.1930.0040.7570.2610.2850.0061.7030.3150.51319920.0432.8771.1570.7980.1420.7890.5270.1920.0720.8270.3780.2640.0154.0970.6651.22619970.0845.5031.6821.4610.1060.9220.6400.2110.2780.9290.5100.2150.0153.9360.6871.10320020.1064.6831.8111.3710.3520.8960.6700.1570.3100.9850.6360.2460.0673.0860.8121.00120070.1884.4821.9071.6780.5930.8720.7210.0910.4670.9700.7130.1780.0393.2150.9481.08120120.0046.5591.8541.6230.5890.8670.7420.0750.4700.9680.7600.1490.0072.2760.695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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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

通过对三维结构下中国16种典型模式在1987-2012年间的演变分析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总体上呈现出由“资源—政府—内生型模式”、“人力资本—政府—内生型”模式、“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等多种模式向“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转型的趋势,即以资源驱动型、政府主导型、内生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人力资本驱动型、市场主导型和外生型转变（图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模式经过多样化的发展和演化过程,逐步走上趋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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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国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动态演化

Fig. 4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typical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in China

4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分析

4.1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演化的动力机制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资本、技术、制度、劳动力等要素以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政策、全球化等各种环境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这些因素的变动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路径也会产生影响。依据路径依赖理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是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兼具的过程。在内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或区域内生力量的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动态演化。路径依赖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形成路径锁定,表现出模式的继承性;而经济发展中的行为主体也对现有社会规则与制度做出反应并采取行动以寻求最优路径,进而实现路径创造。在路径创造作用下,原有路径锁定以及模式之间的平衡得以打破,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得以走向多样化的演化路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创新演进过程中,既有各自探索的一面,也有相互学习的一面[3],并表现出模式趋同与趋异两种趋势;若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力量更强,模式间便会走向趋同,反之则走向趋异。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及开放经济条件下,全国乃至世界的统一市场形成,要素自由流动;资本倾向于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而劳动力倾向于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两地资本价格与劳动价格趋于均等化,最终实现两地区资本与劳动力的一般均衡[35],进而通过要素的空间流动促使不同地区经济趋同。人员流动促使观念与方法的融合,技术的空间扩散也将缩小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地区间的经济趋同。开放经济下,各地区得以通过引进、学习和吸收其他地区的先进知识来扩大自己的制度选择集,相较于“干中学”可以付出较小的代价和时间。单一政策创新的边际效用递减促使地方政府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进而加深了各地区之间的制度模仿[35],形成制度上的趋同,而这种制度趋同又进一步加深了要素之间的流动。同时,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官员交换与流动也是促使要素和制度趋同的重要因素。可见,在要素、制度、关系共同推动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得以在演化中不断趋同（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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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演化的动力机制

Fig. 5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model convergent evolution

4.2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维度上的趋同性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主要表现在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性也应从这三个维度进行测量。运用Theil指数作为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不同维度趋同性的衡量指标,公式为：

T=1n∑n=1nyiy̅lg(yiy̅)（5）

式中：T为Theil指数; y̅为各研究区域该指标的平均值; yi为第i个区域的特征值。以sysT表示制度的趋同系数,采用社会投资比重（invT）和非公有工业总产值比重（ non-pub T）的平均值,以 open T表示关系维度的趋同系数,以 ind T表示要素维度的趋同系数（图6）, sys T、 open T、 ind T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敛性,反映出各模式在三个维度均表现出趋同特征。其中, open T较其他指标高,是由于深圳、东莞的开放度远高于其他地区使得 Theil指数也相对较高所致,但随着其他地区开放度的不断上升, open T迅速缩小。从要素维度上看, ind T具有较强的波动性,如2002年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资源依赖程度的增加使得资源型产业比重有所上升,导致 ind T从2002年的0.1239上升到2010年的0.1800;但在研究时段内, ind T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从1987年的0.1998下降到2012年的0.1429,反映出中国各种模式在要素维度上由资源驱动型向人力资本驱动型转变。从制度维度上看,由于地理区位、国家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深圳、东莞等因改革开放带来的外资进入,市场化进程较快,温州模式则因民间资本活跃也走在了市场化的前列;而西安、重庆、贵阳等则因经济较为封闭、社会资本不发达、企业所有制改革较慢等,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从制度创新的总体趋势上看,反映市场化程度的社会投资比重以及反映所有制结构的非公有化率两项指标均呈现出较强的趋同特征,各地区均呈现出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演变的趋势, invT和 non-pubT分别从1987年的0.0187和0.0764下降到2012年的0.0021和0.0079,进而 sysT也从1987年的0.0476下降到2012年的0.0050,制度趋同特征明显。从关系维度上看,呈现出明显的梯次推进的特征。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因改革开放提供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深受外生力量影响;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则走的是内生型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依靠本地生产要素与国内市场。20世纪90年代后期,苏州、温州以及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均表现出明显的外生型模式特征,外生型模式逐渐占据主导,反映内外生关系的 openT从1987年的0.4587下降到2012年的0.1807。从不同维度上看,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特征的三个趋同系数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收敛性,这在总体上反映了中国16种典型模式逐渐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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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不同维度的趋同

Fig. 6 Model convergence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4.3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空间趋同性

国内外对于经济增长趋同的分析主要从时空两个视角进行研究[35],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分析也有必要从时间（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空间（不同区域）两个视角入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空间趋同是指不同地域空间的各模式之间通过相互学习与模仿,逐渐趋同或差异缩小的现象。借鉴俱乐部趋同的部分思想,分别分析东中西部各模式之间的趋同性;通过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各指标求得平均值,再分析东部与中西部各指标的收敛性。总体上,除 open T以外, inv T、 non-pub T、 ind T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图7）,这反映出从三大地带来看,东中西部的各模式也呈现出较大的趋同性。而 open T呈现出倒“U”型特征,反映出在前期东部地区依托其优越的区位条件,经济外向度大幅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俱乐部趋同的特征;而2005年以后, open T逐渐缩小,说明东中西部的开放度出现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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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空间趋同

Fig. 7 Spatial convergence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从前文可看出,区域经济模式的演变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总体上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不断趋同的演变轨迹（表3）。从要素维度上看,总体上东部地区以资源驱动型为主的模式在不同时期均要少于中西部地区。在三个研究时段中,东部地区资源驱动型模式分别占60%、22.7%、31.8%,而中西部地区则分别为75%、50%、40%;东中西部地区总体上均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而2002年以后,由于天津等由“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变为“资源—市场—外生型”模式,使东部地区资源驱动型模式有所上升。从制度维度上看,1987-1992年,东部地区政府主导型模式占70%,中西部占75%,二者差异不大。1997-2002年,东中西部则开始出现了分化,东部地区几乎全部进入市场主导型模式,占95.5%,仅有政府力量强势的上海仍处于政府主导型模式,而中西部大部分仍处于政府主导型模式,占总数的80%,仅有长沙为市场主导型的模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深化,市场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强,2007-2012年,东中西部所有地区均进入了市场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从关系维度上看,东部地区外生型模式所占比重也高于中西部地区。在三个研究时段中,东部地区外生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占比重分别为50%、86.4%、100%。2007年以后,所有地区外生型均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中西部在三个时段中的比重分别为50%、70%、70%,可见东部地区在经济外生化方面总体上领先于中西部地区。

Tab. 3

表3

表3 三维结构下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空间分异（%）

Tab. 3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s（%）

模式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1987-1992年1997-2002年2007-2012年1987-1992年1997-2002年2007-2012年“资源—政府—内生型”30.00.00.050.020.00.0“资源—政府—外生型”25.00.00.025.030.00.0“人力资本—政府—内生型”10.00.00.00.010.00.0“人力资本—政府—外生型”5.04.50.00.020.00.0“资源—市场—内生型”0.09.10.00.00.020.0“资源—市场—外生型”5.013.631.80.00.020.0“人力资本—市场—内生型”10.04.50.00.00.010.0“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15.068.268.225.0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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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维结构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变分析可看出,1992年以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资源—政府—内生型”、“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即资源驱动、政府主导、内生型特征明显。1997-2002年,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中西部地区仍主要为“资源—政府—内生型”、“资源—政府—外生型”和“人力资本—政府—外生型”等模式,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化、经济全球化方面领先于中西部地区。随着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技术扩散加快,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驱动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交通通讯和信息技术进步使得中国各地区经济成为更加紧密的整体,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各地区的影响全面深化,以至于2007年以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均占据了主导地位。以上分析反映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开放市场的形成、经济全球化加深等,中国各区域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各种模式的相互学习、融合加深,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从相异到相似的“模式趋同”演化特征。

4.4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趋同性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趋同性是指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朝着相似的目标发展,进而呈现出各模式特征相似甚至趋同的现象。经济发展阶段判断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采用《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2）》提出的方法,即将经济发展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5个阶段,采用人均GDP、三次产业比重、城镇化率、R&D经费占GDP比重4个指标[36,37]。其中,人均GDP为以采用汇率—平价法折算后的美元,汇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平减指数采用齐元静等[38]的成果。由于城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数据难以获取,对该标志值进行修正。中国201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49.95%,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4.17%,二者的比值为68.41:100,进而尝试通过该系数对报告[36]的标准进行修正。考虑到划分标准的表现形式,将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阶段的分割点设定为整数,即20%、35%、40%、50%。为分析各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变,将各种模式类型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图8）。在研究时间段内,并无哪种模式处在传统经济发展阶段,故主要分析工业化初期以后各经济发展模式的出现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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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不同阶段的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占比

Fig. 8 Proportion of variou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in different stages

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发展速度、水平及方向的差异,使得模式类型多样,有7种类型出现。占据主导的模式类型分别为“资源—政府—内生型”和“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这属于截然相反的模式。前者主要出现在内陆地区和东部经济相对较差的地区,技术水平较低,经济发展依赖于资源驱动,政府作用力较强,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相对较小,具有内生型的特征。而后者主要出现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大,经济外向程度较高,市场经济体制较完善,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强。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所占比重超过其他经济发展模式,占50%;同时,“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资源—市场—外生型”模式、“人力资本—政府—外生型”模式等也占据较大比重。其中,“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起着对外联系、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要素创新等重任。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对资源的强烈依赖,使得“资源—市场—外生型”、“资源—市场—内生型”、“资源—政府—外生型”等以资源推动型模式仍占据较大比重,三者合计共占据40%。工业化后期阶段,“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比重继续扩大,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开始减弱,“资源—市场—内生型”和“资源—市场—外生型”模式仅占27%,而人力资本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占73%。此时,市场经济体制占据绝对主导,政府主导型模式仅占5%。而后工业化阶段,仅有深圳和上海两地,但却是典型的依赖人力资本、市场经济推动、外生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走向高度发展阶段时可能的模式。

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趋同演变可见,在4个经济发展阶段出现的模式类型分别为7、5、5、1,“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反映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经过百花齐放之后,不约而同地向着共同的目标（“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演进,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由分化到趋同的演化,总体上在走向殊途同归。

5 结论与讨论

一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总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随着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经济发展模式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国内外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划分主要有资源驱动与人力资本驱动、政府与市场、内生型与外生型三种关系,本文以新结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对现有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归纳,并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划分的“要素—制度—关系”分析框架。依据“要素—制度—关系”三维结构,可划分出8种模式类型,并对中国16种典型模式进行概念化类型划分。同时,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研究视角,从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以及时间和空间（发展阶段、空间趋同）两个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性进行了分析,得到结论如下：

（1）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动态演化的特征。在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矛盾统一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实现螺旋上升与递进创新。在演化过程中,各模式通过“干中学”而表现出动态差异性的发展路径。但随着全球化深化、开放经济与统一市场的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制度模仿,以及人员、资本等要素流动和技术扩散,各模式在相互学习与相互融合中逐渐走向趋同。

（2）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更注重人力资本等无形生产要素、市场力量和外生力量。首先,中国逐步改变以前依赖传统资源投入,向依赖信息、科技、制度创新转变[39],实现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转型;其次,反映了中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再次,反映出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逐步融入全球市场。这既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客观反映,也是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即加强技术、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并重视本地与全球的连结。

（3）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性明显。从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上看,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特征的四个指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收敛性,各模式之间的特征趋于相似。从空间上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也逐渐缩小,这反映出区域之间联系逐渐加强,各种模式的相互学习、融合加深,并呈现出空间趋同特征。从发展阶段上看,工业化初期,“资源—政府—内生型”和“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等模式占据主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推进,“资源—政府—内生型”模式、“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等逐渐减少乃至消失,而“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开始占据主导。这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经过百花齐放之后,开始走向“殊途同归”,这既是市场经济、开放经济、全球化经济等的必然结果,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模式趋同更多地反映在各模式目标的趋同,而演化过程却存在较大差异,各模式在演化中所凸显的重点、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相异。正如温州模式以“小商品、大市场”、私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为主要特征,珠江模式以“三来一补”并转向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自主创新模式为特征,而苏南模式则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后期以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加工业为主要特征。正是这种具有差异性演化并不断趋同的过程,形成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也不会呈现出长期的均衡,而是像经济增长在收敛与发散之间波动一样,在趋同与趋异之间长期波动。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系统,也是一个难以取得学术界公认的命题。随着中国模式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而世界其他地区,以及中国西部地区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是通过对外输出资源还是以技术创新为推动,是经济融入全球市场还是注重内生力量,是政府主导发展还是深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类型经济体的模式演化是否相同,具有哪些共性,存在哪些差异?中国模式是否具有全球意义,是否成为全球共识?以上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也希望更多的经济地理学者投身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只有通过对不同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其演化规律,才能推动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并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服务。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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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对我国代表性的区域发展模式的特色、形成机制、发展趋势、绩效等进行比较与评价。回答区域发展模式的各自特色是什么，其相互间的差异是什么，这些特色与差异是如何形成与发展变化的，以及区域发展模式间的差异性与趋同性到底是在扩大还是在缩小等问题，并对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代价进行比较分析。论文将三个代表性的区域发展模式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这三个模式分别是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鉴于这些模式所涉及到的区域与范围本身有一定的争议性，同时模式的内涵也是发展变化的，但为了将研究具体化，本文在前人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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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Why have neoliberal economics and populist politics coexisted in several Latin American and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but not in other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ree commonalities between neoliberalism and populism. First, both populist leaders and neoliberal experts have an adversarial relationship to parties and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Populists see them as fetters on their personal latitude, while neoliberals condemn them as rent-seekers. Second, populists and neoliberals concentrate power at the apex of the state to boost their personal leadership and enact painful reforms. Finally, populists and neoliberals see the deep crisis facing their countries as an opportunity, for populists to prove their charisma and for neoliberals to discredit the state-interventionist development model. Party weakness, a powerful presidency, and a deep crisis in combination are preconditions for the rise of neoliberal popu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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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n recent years, economic geographers have seized on the concepts of `path dependence' and `lock-in' as key ingredients in constructing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their subject. However, they have tended to invoke these notions without proper examination of the ongoing discussion and debate devoted to them withi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lsewhere. Our aim in this paper, therefore, is, first, to highlight some of the unresolved issues that surround these concepts, and, second, to explore their usefulness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landscape and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We argue that in many important aspects, path dependence and `lock-in' are place-dependent processes, and as such require geographical explanation. However, the precise meaning of regional `lock-in', we contend, is unclear, and little is known about why it is that some regional economies become locked into development paths that lose dynamism, whilst other regional economies seem able to avoid this danger and in effect are able to `reinvent' themselves through successive new paths or phases of development. The issue of regional path creation is thus equ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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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构建文化经济共同演化模型的基础上,对江苏省丰县、昆山的共同演化类型进行判定,进而从共同演化路径、共同演化亚型、共同演化大类、共同演化亚类、共同演化过程等方面对丰县模式、昆山模式解读和比较,研究发现:(1)区域发展模式是文化经济共同演化的结果,而区域文化是文化经济共同演化和区域发展模式形成创新的能动因素;(2)区域发展变迁是一个非均衡的文化经济共同演化过程。文化、经济通过非均衡发展形成发展张力和发展联动;(3)区域发展模式的形成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嵌套耦合的文化经济共同演化过程,其既与内在文化特质和经济结构有关,也与外部制度环境和地理区位有关;既与内在历史基础有关,也与外部辐射带动有关;(4)区域发展模式的形成变迁是一个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兼具的文化经济共同演化过程,通过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矛盾统一,区域发展实现螺旋上升与递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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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The tremendous changes in China's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regional economies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have carved out selectively new locations of development across the nation. While politicians heatedly debate the acceptable levels of regional inequality, most scholarly studies focus on broad aggregate trends of inequality among provinces and groups of provinces, and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identifying and conceptualizing sources and major agents of spatial change. This paper aims at revealing detailed spatial ramifications of the reforms, and at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s of the state, local agents, and foreign investor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To this effect, we conduct a disaggregated and empirical study of Jiangsu, a coastal province experiencing dramatic economic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We show that local agents which favor rura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ccelerated new growth in selected rural areas, in contrast to slower growth of older citie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sulting in a net decline of intercounty inequality. But the coalescence of state policy, local agent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has widened the historical gap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Jiangsu, and is likely to accelerate intercounty inequality in the future. Our study demonstrates the utility of the 鈥渄evelopments from above, below and outside鈥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key forces of regional growth in socialist transitional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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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We examine China's competitive threat to East Asian neighbors in the 1990s, benchmarking performance by technology and market. Market share losses are mainly in low-technology products; Japan is the most vulnerable market.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are raising high-technology exports in tandem: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ystems here are leading to complementarity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 In direct trade with its neighbors, China is acting as an engine of export growth, with imports outpacing exports. This may change, however, as China climbs the value chain and takes over activities that have driven East Asian export growth even within integrated produc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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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区域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文章以我国的苏南、温州和珠江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为例,在分析了民营经济对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普遍性作用基础上,并结合不同区域的特征,阐述了民营经济对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差异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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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比较研究,是近几年来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出现了扬温抑苏的现象.本文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角度来考察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发展变化.在新世纪,温州、苏南两地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都在寻找和进行发展模式的再创新,力求取得新突破、新发展.能否把握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是区域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也是温州、苏南两地能否进行发展模式再创新问题的要害所在.为此,笔者提出了21世纪市场经济的新发展与区域经济未来发展战略选择的一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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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Revealing spatially vary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urban growth patterns and underlying determinants is important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local dimensions of urban development.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hina, we employ both global and local logistic regressions to model the probability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against a set of spatial variables. We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other fast growing coastal cities, Nanjing remains a relatively compact city. The orthodox logistic regression found the significance of proximity, neighborhood conditions,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in urban land change. The logistic GWR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glob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n terms of better model goodness-of-fit and lower level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residuals. More importantly, the local estimates of parameters of spatial variables enable us to investigate spatial variations of the influences of spatial variables on urban growth. We have found distinctive local patterns and effects of urban growth in Nanjing, shaped by local urban spatial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 probability surface of urban growth, which is generated from raster calculations among the parameter and variable surfaces, provides a clear scenario of urban growth patterns and can be useful for decision making. This study also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policy studies and fieldwork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sults generated from statistical and GIS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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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的复合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惠州的发展历程重新进行了梳理,探讨惠州区域发展中的路径依赖、路径创造及其中的尺度政治。惠州区域发展中存在由路径依赖到路径创造的转变,并且尺度政治是实现路径突破的主要策略。在惠州发展路径创造的尺度政治过程中,地方政府是主导尺度上推的能动主体,而中央政府则掌握着对尺度体系的控制权力。珠三角核心区利用自我强化的结构性作用建构尺度固定,形成相对稳定的区域劳动分工结构;而作为外围地区的惠州则动员外界组织、组建外部联盟进行尺度上推,并由此实现了发展路径的创造。广东惠州的案例研究发现边缘地区可以通过尺度政治的策略尝试打破由中心地区支配的非均衡发展状态,这一结论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实践及路径创造理论完善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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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分析了它们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探讨了两种模式制度变迁的前景，认为从苏南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民芝哗改革结构来看，依靠民间的市场力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温晚具有全国一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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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度被宣布死亡的西方发展经济学,通过将其理论硬核①回归经典分工理论"杨格定理",在高级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内获得了范式重生,成为当前应用经济学前沿领域最坚实的模型基础。分工理论"马克思命题"较之"杨格定理"更具方法论优势,将理论硬核回归到"马克思命题",可以使20世纪中后期兴盛一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不发达经济学)在"技术—分工—交换—制度"的框架下获得范式重生。这一新分析范式能够对经济发展的内生演进过程进行恰当的动态解读,为重振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提供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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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是理解经济社会系统演化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理学涵义。但相对于在经济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路径依赖理论在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领域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系统梳理了路径依赖理论的起源及其在技术变迁、制度变化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扩展;回顾了该理论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引入及其发展;并重点探讨了如何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演化的机理。本文认为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路径依赖效应:一种是以企业衍生、聚集经济为驱动力的路径依赖;一种是由于过度专业化、忽略外部联系而导致的路径依赖,即锁定。最后文章还分析了现有经济地理里路径依赖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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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依据我国市场化和产权制度改革特征，结合罗默（1999）和巴罗等（2000）的模型及演绎逻辑，将制度引入增长模型诠释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数理分析表明，制度越完善，经济增长就越表现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发展。制度越不完善，经济增长就越受限于制度的发展。利用对数线性模型，将产权制度以直接或与资本相结合形式进入模型，分类检验资本、技术进步、制度、贸易、金融和地域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OLS和GMM估计结果显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权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效力，省际面板数据的稳健性检验也印证了上述结论。本文指出，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用包含制度贡献，产权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Li Fuqiang, Dong Zhiqing, Wang Linhui.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nstitution rule, factor contribu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8, (4): 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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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摘要

[22]

Wei Y H D. Beyond new regionalism, beyo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making the Sunan model, China.

Environment & Planning C: Government & Policy, 2010, 28(1): 72-96.

https://doi.org/10.1068/c093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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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I attempt to advance the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rough a study of Kunshan City. I investigate the restructuring process,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nature of global – local networks to understand trajectories and model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 highlight the interactions of the Chinese stat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 and regional assets in shaping the trajectori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 argue that Kunshan’s pathway to globaliz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state centered and heavily dependent on global forces, which has made Kunshan a TNC satellite district and a dual city segmented between TNCs and domestic firms. I also argue that TNCs’ local embeddedness has to be positioned in their global and external networks and that the assessment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has to be conditioned upon a region’s specific context.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neither new regionalism nor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perspectives can fully explain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ith huge domestic markets and large regional disparities. I promote an alternative, middle-ground perspective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to better integrate global forces, state institutions, and local contexts. Such a third approach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has the potential to localize TNCs and to develop indigenous capacities.

[23]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5): 1369-1401.

https://doi.org/10.2139/ssrn.244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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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2]

摘要

We exploit differences in the mortality rates faced by European colonialists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s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Our argument is th

[24]

Yang Dali.Pattern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hina Quarterly, 1990, 122(2): 230-257.

[本文引用: 2]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温州模式”的转型与发展: “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战略研究

. 中国工业经济, 2006, (6): 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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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近年来,温州经济发展遭遇到了"天花板效应",亟须创新发展模式."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战略的实施,赋予了温州模式新的内涵,打造了温州经济"内源拉动"和"外源拉动"相结合的"双引擎"发展机制,从而把温州现代化进程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The Research Group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enzhou model.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06, (6): 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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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26]

尚勇敏, 曾刚.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内涵、标准的再探讨

. 经济问题探索, 2015, (1): 62-6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2912.2015.01.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国内外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较早,但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内涵的理解及评价标准却存在争议。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内涵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经济发展模式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进而提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并提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应包括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发展模式具有可借鉴性、发展模式具有一定边界三个标准,本研究以期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Shang Yongmin, Zeng Gang.Reconsider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concept and standard.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15, (1): 62-6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2912.2015.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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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摘要

[27]

尚勇敏, 曾刚, 倪外, 等. 中国典型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与选择

.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5, 36(2): 3-1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636.2015.0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碳排放控制与经济增长的双重挑战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成为令人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1997—2011年中国53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通过聚类分析将其分为四类城市，并分析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增长方式演变的特征与路径选择。研究结果表明：从经济规模与碳排放量的关系来看，经济增长方式呈现出绿色增长、棕色增长和黑色增长三种类型，且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增长方式演变轨迹上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在总体上是一个由黑色增长、棕色增长向绿色增长螺旋式演进的过程；不同城市应综合考虑当前的经济条件和功能定位选择适合自身的经济增长方式。

[Shang Yongmin, Zeng Gang, Ni Wai, et al.Characteristics and selection of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of China's typical cities.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5, 36(2): 3-1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636.2015.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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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摘要

[28]

张复明, 景普秋. 资源型经济的形成: 自强机制与个案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 2008, (5): 117-130, 2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资源型经济是以矿产资源开发为动力，以能源、矿产等资源部门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在资源丰裕区域，由于制造业部门人力资本投资门槛的存在，容易导致对资源部门的投资偏好。一旦资源部门成为主导部门，便会形成资源部门对经济要素特殊的吸纳效应、资源部门的扩张与延伸使产业家族形成粘滞效应、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的沉淀成本与路径依赖形成对资源功能的锁定效应，产生发展的路径依赖，陷入资源优势陷阱，从而导致资源型经济的自强机制。突破资源优势陷阱的关键在于打破原有的资源自循环机制和路径依赖，引入学习与创新活动，调整资源收益分配机制，实现产业协调和经济转型发展。

[Zhang Fuming, Jing Puqiu.The self-cumulation mechanism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resource economy: With a case stud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8, (5): 117-130, 2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9]

赵康杰, 景普秋. 人力资本与资源型经济关系: 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

. 劳动经济评论, 2009, (11): 107-12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资源型经济中,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是“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之一.本文对人力资本与资源型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考察,这种相互关系表现为:资源型经济对人力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反过来,人力资本的缺失对资源型经济具有锁定效应.在实证中,本文以山西为个案,分析了山西人力资本与资源型经济的相关性,验证了挤出效应和锁定效应.

[Zhao Kangjie, Jing Puqiu.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resource-based economy: Theor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ase of Shanxi.

Labor Economic Review, 2009, (11): 10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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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摘要

[30]

陆大道. 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Lu Dadao.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Structure.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98.]

[31]

洪银兴, 陈宝敏. 苏南模式的演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 经济学动态, 2009, (4): 22-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30年来苏南模式的产生和演进反映我国的经济转型的三个方面：一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的转型，二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三是发展方式的转型。苏南在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基础上取得的率先达到全面小康社会要求的成就，体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Hong Yinxing, Chen Baomin.The evolution of Sunan model and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9, (4): 22-2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32]

陈建军. 中国的转轨经济与江浙模式

. 江海学刊, 2000, (6): 3-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可以把 1978至 90年代初期的中国转轨经济的代表性的地域发展模式分为包括广东、福建在内的华南模式和以江苏、浙江为中心的江浙模式。相对华南模式 ,江浙模式是一种内向型的发展模式 ,乡镇企业的推动和较好的区域内外协调性是江浙模式的另外两个特征。考察江浙模式对于研究中国的转轨经济以及发展战略有重要意义。江浙模式的形成决定于地方分权 ,乡镇企业发展和该地域的市场化资源。对江浙模式的研究从一个侧面表明 ,通过地方分权 ,利用和动员了传统体制中的市场化资源 ,从而保持了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的连续性。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Chen Jianjun.China's transition economic and Jiangsu-Zhejiang model.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2000, (6): 3-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33]

金玉国. 宏观制度变迁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 财经科学, 2001, (2):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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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78～1999年间我国宏观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扩大四个方面.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设计了四个制度变量,对我国的制度变迁进行了量化测度;计算比较了各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小;最后测定了各制度变量的边际影响率和弹性系数.

[Jin Yuguo.Contribution of macro institutional change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1, (2): 24-2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34]

李远. 政策导向与外向型经济发展.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本文引用: 1]

[Li Yuan. Policy Guid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xport-oriented Economy. Beijing: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2006.]

[本文引用: 1]

[35]

罗浩. 历史和空间视角的经济增长与地区趋同.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本文引用: 3]

[Luo Hao.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Space.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13.]

[本文引用: 3]

[36]

陈佳贵, 黄群慧, 吕铁, 等. 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 1995-2010.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本文引用: 2]

[Chen Jiagui, Huang Qunhui, Lv Tie, et al.The Report on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1995-2010.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2.]

[本文引用: 2]

[37]

魏进平. 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与定量判断: 以河北省为例

.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8, (8): 198-20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区域创新系统处于不同的阶段对区域经济的支撑和引领方式不同,对应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也不一样.以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为指导,对区域创新系统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和特征刻画,据此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要素驱动、质量驱动、创新驱动、网络驱动四个阶段,建立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河北省为例进行了定量判定.

[Wei Jinp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phase and the quantitative judgment based o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 case of Hebei province

.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 T., 2008, (8): 198-20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38]

齐元静, 杨宇, 金凤君.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 地理学报, 2013, 68(4): 517-53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级行政单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的重要空间依托。现有研究中缺乏针对中国地级行政单元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对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进行辨析的基础上,从全国和地级两个层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其时空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并通过Global Moran's I 指数和Getis-Ord Gi^*指数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①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处于相对的集聚状态,自1990 年到2010 年由初级产品生产阶段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出“均衡—不均衡—逐步均衡”的演变特征。② 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由沿海向内陆地区推进的总体趋势,中西部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资源富集型城市两种类型。③ 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呈现出“北移西进”的态势,东部沿海地区空间联动发展的效应有所减弱,呈现出“南上北下”的趋势,中西部地区城市仍以单体式发展为主,区域带动效应较弱,联动发展态势不明显。④ 从时间趋势来看,虽然全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放缓的趋势,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却快速提高,已经明显高于沿海地区。⑤ 资源富集地区是中西部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采用人均GDP单一指标测算的部分资源富集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虚高化”的特征,资源大规模集中开发带动经济总量迅速膨胀的同时,却掩盖了背后的经济结构失调和社会发展滞后等诸多问题,应引起决策者和学术界的持续关注。

[Qi Yuanjing, Yang Yu, Jin Fengjun.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and its 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 prefectural-level analysi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4): 517-53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39]

陆大道. 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与新格局

. 地理研究, 2003, 22(3): 26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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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阐述了国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在区域层面上的反应,分析了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及所形成的新格局。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矿产资源、水资源、交通等传统因素的作用就逐渐下降。经济国际化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明显改变着我国的区域发展格局。信息、科技、生态环境、体制创新等都成为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近年来,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全面扩大,工业化水平的地区性和地带性差异更为明显。几十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我国产业布局特别是工业布局,近年来发生了较大尺度的空间转移。在区域发展新格局形成过程中,我国区域发展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严重倾向:大多数地区应该重视基础产业的发展及其现代化,一些地区不适宜大规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部分高速增长地区的环境状况严重恶化

[Lu Dadao.New factors and new pattern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3, 22(3): 26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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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11

... 中国经济发展的崛起激发了许多学者的思维与想象.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也方兴未艾[1].费孝通指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就是特定区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独自探索出的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是地区经济发展实践主要特征的综合反映[2].自从1983年费孝通提出“苏南模式”之后,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浦东模式等概念相继提出[3];国外学者也从不同视角、不同区域界定了东欧模式[3]、拉美模式[4,5]等. ...

2011

1985

我国区域发展模式的比较与评价研究

2008

... [3]、拉美模式[4,5]等. ...

... 任何一种模式都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处在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各种模式在不断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体现出各地自然历史的差异与地方政府自我探索、相互竞争,并表现出独立发展,形成自身特色[3];另一方面,各种模式间也在相互学习和取长补短,表现出相互融合的一面.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为例,经过20多年的发展,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并在创新中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在一定范围内,两种模式出现趋同性[15].张一力以人力资本结构为视角,将温州模式和苏州模式分别归纳为企业家人力资本富裕型和专业人力资本富裕型,并认为“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将殊途同归[16].杨樱对区域发展模式的十多个指标数据的计算与测量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发展模式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趋同性,在其他方面的差异性又会表现出来[3].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大多为模式内涵与特征的描绘,而缺乏从定量的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脉络进行分析;模式趋同研究大多数是分析在特定指标上所表现出的趋同性,但忽视演化的动力机制机理.以上是本文的出发点. ...

... [3].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大多为模式内涵与特征的描绘,而缺乏从定量的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脉络进行分析;模式趋同研究大多数是分析在特定指标上所表现出的趋同性,但忽视演化的动力机制机理.以上是本文的出发点. ...

...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资本、技术、制度、劳动力等要素以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政策、全球化等各种环境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这些因素的变动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路径也会产生影响.依据路径依赖理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是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兼具的过程.在内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或区域内生力量的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动态演化.路径依赖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形成路径锁定,表现出模式的继承性;而经济发展中的行为主体也对现有社会规则与制度做出反应并采取行动以寻求最优路径,进而实现路径创造.在路径创造作用下,原有路径锁定以及模式之间的平衡得以打破,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得以走向多样化的演化路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创新演进过程中,既有各自探索的一面,也有相互学习的一面[3],并表现出模式趋同与趋异两种趋势;若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力量更强,模式间便会走向趋同,反之则走向趋异. ...

我国区域发展模式的比较与评价研究

2008

... [3]、拉美模式[4,5]等. ...

Neoliberal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1999

Development model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and Mexico.

2009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2006

... 经济地理学者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特性[6].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可变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根据经济发展条件和资源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和转换;进而在路径依赖（阻力）和路径创造（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从自我崛起到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实现区域发展的螺旋上升与递进创新[7]. ...

基于文化经济共同演化视角的区域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以江苏省丰县、昆山为例

2011

基于文化经济共同演化视角的区域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以江苏省丰县、昆山为例

2011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

2000

...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过程中,产业创新是其中的一条主线.如“苏南模式”通过大量吸引外资,实现从劳动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形成了“新苏南模式”[8].而国外学者则关注全球价值链[9]、经济对外联系等[10]在区域经济发展演化中的作用.制度变迁是另一条演化主线,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一些地区将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正是在当时分权式改革背景下得以形成的.随着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国企改革的深化、企业产权制度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11],同时也在寻找和进行发展模式的再创新,其中一条主要的途径便是大力发展适应和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多种所有制经济[12].如苏南模式实现从集体所有制向集体控股或股份合作制的转型,形成新苏南模式;而温州模式则通过委托代理制,实行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合作制,形成了后温州模式[13].而珠三角在发展策略上积极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争取发展赋权,通过相对有效可行的尺度政治策略,主动创造“地方—全球”连结渠道,从而实现路径创造[14].可见,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既表现为产业创新,还表现为制度创新,并受经济全球化、开放经济的深刻影响. ...

...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区域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本、技术、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因素.其中,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可视作区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要素”,而政府管理方式与水平、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和引导能力、市场化程度等制度因素则决定区域内资源配置情况、资源利用效率等,制度成为决定各要素配置状况的骨架.一般来说,完善的制度使得经济增长表现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发展,而不完善的制度将使经济增长受限于制度的发展;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21].这种配置状况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Scott等新区域主义学者和Dicken等全球生产网络学者的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受到内生和外生两种力量的影响[22],进而表现出内生型经济增长和外生型经济增长.在这些学者思想的基础上进行衍伸,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可分为以本地要素及市场占主导的内生型模式和以全球要素及市场占主导的外生型模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要素具有高度流动性,使得每个有能力的地区都可以在更大尺度上去组织要素,关系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与演化的重要动力.在要素、制度、关系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得以形成（图2）.国内外大量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划分的研究,主要是从要素结构[23]、制度环境[8,24]、内外生关系[25]等三个维度入手.但大多只关注了一方面或部分方面.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归纳,从三个维度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进行系统分类. ...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geographer's perspective 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2009

China'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A threat to East Asian manufactured exports?.

2004

论我国民营经济对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作用: 以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为例

2010

论我国民营经济对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作用: 以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为例

2010

论区域经济未来发展模式再创新: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看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演进

2003

论区域经济未来发展模式再创新: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看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演进

2003

Modeling spatial variations of urban growth patterns in Chinese cities: The case of Nanjing.

2009

... 3.3.2 制度维度划分标准本文中的制度是指由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所构成的制度环境,如苏南模式、上海模式的“强政府、弱市场”与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的“小政府、大社会”.Yang等众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所有制改革[24]、产权制度完善[13,31]、市场经济体制建立[32]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而所有制结构、市场化程度则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集中体现.一般来说,国有制占比越高、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强,反之市场作用更强.市场化程度是反映资源配置经济决策市场化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指标.参考金玉国提出的生产要素市场化指数（SCH）[33],其内涵是投资的市场化,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其他投资”三项指标的比重,由于这三项投资基本上由市场决定,其比重大致反映了投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其公式为： ...

区域发展中的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 对广东惠州发展历程的解读

2013

区域发展中的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 对广东惠州发展历程的解读

2013

制度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 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比较分析

2000

制度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 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比较分析

2000

“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人力资本结构比较研究

2006

“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人力资本结构比较研究

2006

新结构经济学: 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2010

...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应源于对其内涵与机理的客观判断与准确把握,并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获得关于外界事物本质的认识,应该是经过重新组合建构起来的,而不是进行机械描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也应该深入其本质属性,避免在概念探讨和特征描述上反复地打转.要素、制度一直是经济学者和地理学者所关注的重要方面.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认为经济发展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以及政府、市场在此过程中的作用[17].马克思指出经济发展过程是“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市场拓展—制度变迁”交互推动、自我强化的内生演进过程[18].技术反映对资源要素的改造能力,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反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对分工与交换的重视,表明其已经开始注意到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在区域经济演化过程中,不仅存在技术路径依赖,还存在制度路径依赖和关系路径依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除了关注本地尺度对区域经济演化路径的影响,全球尺度将是路径依赖理论关注的重要方向,进而地方—全球关系在区域经济发展演化中得到重视[19].Grabher指出,路径依赖可能带来锁定风险,分为结构锁定、政治锁定、认知锁定[20],进而形成技术路径依赖、制度路径依赖和关系路径依赖.在Grabher思想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的机理图（图1）,以反映在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的共同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与创新. ...

新结构经济学: 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2010

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硬核回归与范式重生: “技术—分工—交换—制度”框架的构建

2010

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硬核回归与范式重生: “技术—分工—交换—制度”框架的构建

2010

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地方经济发展隐喻

2012

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地方经济发展隐喻

2012

1993

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

2008

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

2008

Beyond new regionalism, beyo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making the Sunan model, China.

2010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2001

... 3.3.1 要素维度划分标准 Acemoglu等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23],这可视作“物”的资本和非“物”的资本,这些资本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要素.张复明等将工业分为以自然资源资本为主导的工业部门和以人力资本等为主导的工业部门[28,29].依据以上观点,假定工业内部只有资源经济部门与人力资本经济部门,二者分别对应的是资源驱动型模式和人力资本驱动型模式.不管是资源驱动还是人力资本驱动,任何区域总会有一个倾向.资源型产业占据优势地位,为资源驱动型模式,反之则界定为人力资本驱动型模式.对于资源型产业的界定,借鉴陆大道的研究成果[30]②(②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 年“行业统计标准”,本研究的资源型产业主要包括第二产业中的B类、D类以及C类中的C13、C14、C15、C16、C17、C19、C20、C21、C22、C25、C26、C30、C31、C32、C33.).由于缺乏对资源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人力资本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公认的定量刻画指标,特定义“产业结构比”（CYJG）指标,计算公式为③(③ 由于城市分行业工业总产值主要是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统计,故工业总产值主要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统计口径.)： ...

Pattern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90

“温州模式”的转型与发展: “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战略研究

2006

... 3.3.3 关系维度划分标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内生与外生两种力量此消彼长,依据要素和市场的内外生关系,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可分为内生型模式和外生型模式.内生型模式的要素主要来源于本地积累,要素积累的自发性较强,以国内生产和国内市场为主,受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影响相对较弱,外贸依存度和外资占比也相对较低.外生型模式积极参与全球劳动分工,更加依赖国外要素积累,以国际市场为目标,受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程度更深,外贸、外资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相对较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依据资源、市场的内外生关系,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分为“内源拉动”和“外源拉动”模式[25].对于内生型与外生型模式的划分,借鉴李远的观点,通过开放度作为衡量指标,计算公式如下[34]： ...

“温州模式”的转型与发展: “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战略研究

2006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内涵、标准的再探讨

2015

... 从模式和发展模式的内涵出发,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内涵的研究进行系统归纳.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特定的时间与环境条件下,为实现特定的发展目标,通过配置内生或外生的生产要素、创新生产关系,形成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径;并表现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其他地区具有示范作用.该概念强调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各种要素、制度、关系综合作用下的发展路径,并强调了作为“范本”的内涵,还强调其是关于经济发展若干现象和特征的规律性概括.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确定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标准之上,用一元的指标或标准又难以描述一种真正的、复杂的状态;一种模式的确定标准应包括三方面：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发展模式具有示范性、发展模式具有一定边界（即示范性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之上）[26]. ...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内涵、标准的再探讨

2015

中国典型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与选择

2015

...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五花八门,有省级尺度的,如浙江模式;有地区尺度的,如苏南模式;有城市尺度的,如温州模式;也有乡村尺度的,如耿车模式.城市作为生产型企业和人口的聚集区,是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空间依托,也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主要空间尺度[27];而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大多数以城市作为切入点.为此,将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尺度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依据可持续性、示范性、边界性三个原则,对研究样本进行筛选.同时,剔除具有重叠性的模式,如昆山模式包含于苏州模式,晋江模式包含于泉州模式;由于县级统计资料缺乏,用金华模式代替义乌模式.经过筛选,得到16种模式①(① 16种模式并不代表中国所有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但力求通过有限的样本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作力所能及的探讨.)（表1）. ...

中国典型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与选择

2015

资源型经济的形成: 自强机制与个案研究

2008

资源型经济的形成: 自强机制与个案研究

2008

人力资本与资源型经济关系: 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

2009

人力资本与资源型经济关系: 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

2009

1998

苏南模式的演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2009

苏南模式的演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2009

中国的转轨经济与江浙模式

2000

中国的转轨经济与江浙模式

2000

宏观制度变迁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2001

宏观制度变迁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2001

2006

2013

...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及开放经济条件下,全国乃至世界的统一市场形成,要素自由流动;资本倾向于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而劳动力倾向于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两地资本价格与劳动价格趋于均等化,最终实现两地区资本与劳动力的一般均衡[35],进而通过要素的空间流动促使不同地区经济趋同.人员流动促使观念与方法的融合,技术的空间扩散也将缩小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地区间的经济趋同.开放经济下,各地区得以通过引进、学习和吸收其他地区的先进知识来扩大自己的制度选择集,相较于“干中学”可以付出较小的代价和时间.单一政策创新的边际效用递减促使地方政府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进而加深了各地区之间的制度模仿[35],形成制度上的趋同,而这种制度趋同又进一步加深了要素之间的流动.同时,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官员交换与流动也是促使要素和制度趋同的重要因素.可见,在要素、制度、关系共同推动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得以在演化中不断趋同（图5）. ...

... [35],形成制度上的趋同,而这种制度趋同又进一步加深了要素之间的流动.同时,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官员交换与流动也是促使要素和制度趋同的重要因素.可见,在要素、制度、关系共同推动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得以在演化中不断趋同（图5）. ...

... 国内外对于经济增长趋同的分析主要从时空两个视角进行研究[35],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分析也有必要从时间（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空间（不同区域）两个视角入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空间趋同是指不同地域空间的各模式之间通过相互学习与模仿,逐渐趋同或差异缩小的现象.借鉴俱乐部趋同的部分思想,分别分析东中西部各模式之间的趋同性;通过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各指标求得平均值,再分析东部与中西部各指标的收敛性.总体上,除 open T 以外, inv T 、 non - pub T 、 ind T 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图7）,这反映出从三大地带来看,东中西部的各模式也呈现出较大的趋同性.而 open T 呈现出倒“U”型特征,反映出在前期东部地区依托其优越的区位条件,经济外向度大幅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俱乐部趋同的特征;而2005年以后, open T 逐渐缩小,说明东中西部的开放度出现收敛. ...

2013

2012

...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趋同性是指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朝着相似的目标发展,进而呈现出各模式特征相似甚至趋同的现象.经济发展阶段判断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采用《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2）》提出的方法,即将经济发展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5个阶段,采用人均GDP、三次产业比重、城镇化率、R&D经费占GDP比重4个指标[36,37].其中,人均GDP为以采用汇率—平价法折算后的美元,汇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平减指数采用齐元静等[38]的成果.由于城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数据难以获取,对该标志值进行修正.中国201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49.95%,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4.17%,二者的比值为68.41:100,进而尝试通过该系数对报告[36]的标准进行修正.考虑到划分标准的表现形式,将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阶段的分割点设定为整数,即20%、35%、40%、50%.为分析各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变,将各种模式类型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图8）.在研究时间段内,并无哪种模式处在传统经济发展阶段,故主要分析工业化初期以后各经济发展模式的出现频次. ...

... [36]的标准进行修正.考虑到划分标准的表现形式,将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阶段的分割点设定为整数,即20%、35%、40%、50%.为分析各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变,将各种模式类型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图8）.在研究时间段内,并无哪种模式处在传统经济发展阶段,故主要分析工业化初期以后各经济发展模式的出现频次. ...

2012

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与定量判断: 以河北省为例

2008

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与定量判断: 以河北省为例

2008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2013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2013

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与新格局

2003

... （2）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更注重人力资本等无形生产要素、市场力量和外生力量.首先,中国逐步改变以前依赖传统资源投入,向依赖信息、科技、制度创新转变[39],实现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转型;其次,反映了中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再次,反映出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逐步融入全球市场.这既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客观反映,也是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即加强技术、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并重视本地与全球的连结. ...

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与新格局

2003